我有兩個“干媽”，她們與我沒有血緣關系，卻待我如親人一般，讓我倍感溫暖，永生難忘。

　　1965年7月，我和天津首批800多名初高中畢業生響應號召，到內蒙古五原縣插隊落戶。我被分配到勝豐公社勝豐大隊第六生產隊。

　　初到隊里，恰逢小麥成熟，便快速投身到收割小麥的大軍中。天氣炎熱，加上水土不服，有一天，我正在割麥子，突然肚子疼。堅持到收工，教我們干農活兒的劉蘭魚大叔把我領到他家，讓大嬸先給我拔火罐，又從紅躺柜里拿出定量供應的紅糖給我揉肚子，還給我做了一碗荷包雞蛋面條。肚疼緩解后，閑談中，我得知大嬸姓崔，育有四女一子，大女兒、二女兒都已出嫁……

　　從那以后，我就成了劉大叔家的常客。他常把家里的好吃的給我送來，禮尚往來，我也把天津寄來的食品、日用品等給他送去。

　　1969年，我準備蓋房結婚。劉大叔知道后，帶領我從地里鏟土坯砌墻，又讓身為木匠的二女婿幫我砍樹做椽檁。上梁那天，崔大嬸蒸了一大鍋白面饅頭，還在每個饅頭上點了喜慶的紅點。壓棧時，崔大嬸又炸了一大盆黃米油糕，讓我很是感動。

　　第二年，我的小孩出生了。我愛人每天到離家二里多路的學校教學，沒法照顧小孩，崔大嬸就主動提出要幫我們照看孩子，這一看就是七年。七年間，崔大嬸待我家孩子如親孫般，有什么好吃的都緊著我家小孩吃。有時，我們兩口子忙，孩子就跟著崔大嬸住。

　　1976年，我調到永利公社工作。搬家那天，崔大嬸早早包好了餃子讓我們吃，然后戀戀不舍地送了我們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囑我們常回家看看。

　　1982年，崔大嬸去世，我回去參加葬禮。一進門，崔大嬸的四女兒就給我遞上了孝布，并叫了我一聲“大哥”。頓時，我淚如泉涌……

　　我的另一位“干媽”是在我調到永利公社后結識的。當時，我的第二個小孩出生了，我和愛人工作都比較忙，只得請人照看孩子，而這個人就是呂大娘。呂大娘對待小孩與崔大嬸如出一轍，都可謂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孩子也十分喜歡這位奶奶。

　　呂大娘的兒子與我處得如親兄弟一般，至今都有往來。

　　往事如煙，歷歷在目。雖然我的兩個“干媽”都已故去，但她們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