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

　　巴彥淖爾市文化遺產富集，是北疆文化研究的重要實物資料。經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統計，巴彥淖爾有不可移動文物遺址點528處。巴彥淖爾市國有文物收藏單位25家，已登錄藏品總數10254件/套，珍貴文物數據168件/套。這些文化遺產見證著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統一性，實證著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這是《詩經》對河套地區最早的文字記載，漢武帝以此為名在河套一帶設置朔方郡。此后，“朔方”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地理坐標，后來成為中原政區行政的名稱，如漢朔方郡，唐朔方軍、朔方節度使，民國朔方道等，后來泛指中國北方邊疆地區，可見河套地區重要的歷史地位。

　　河套地區依托黃河與陰山天險，以長城為屏障，有效地鞏固了北部邊疆，保障了中原王朝對黃河流域經營的安全性。同時河套平原土壤肥沃，水資源豐富，是中原王朝屯田重地，中原政權為實現屯田經濟，大量移民于此，對河套及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進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書記載河套地區在漢代“水草豐美, 土宜產牧, 牛馬銜尾, 群羊塞道”，“沃野千里, 谷稼殷積”，所以說，河套地區的經營與發展過程，是我們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縮影。如果從人類文明的角度出發，農耕文化、黃河文化、長城文化是河套地區最大的特色，也是北疆文化的核心內涵所在，深度闡釋解讀河套文化遺產，主要應立足于以下幾個方面。

　　開展邊疆開拓治理體系研究。陰山山脈由東向西分為烏拉山、色爾騰山、狼山。從地理環境上來看，陰山山脈南北麓氣候截然不同，因此是游牧經濟與半農半牧經濟的分割線。陰山北側是廣袤無垠的大草原，南側至黃河北岸為河套平原，土地肥沃，渠道縱橫，灌溉便利。從戰略位置上來看，高大的陰山山系是防守的天然屏障，同時也是南北往來的必經之路，所以自古以來對陰山的爭奪不絕于史，中原王朝在河套地區設置了大量的防御性城鎮，加強防范。西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漢王朝將九原郡一分為二，西部地區改稱朔方郡，東部地區改名五原郡。朔方郡領十縣中，臨河縣、沃野縣在今臨河區境內，臨戎、三封、窳渾縣在今磴口縣境內，五原郡河目、西安陽、宜梁、成宜等縣在今烏拉特前旗境內，廣牧縣在今五原縣境內。在河套地區最為著名的城市遺址是朔方城，朔方城的演變勾勒出了中原王朝對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經營與治理的歷史。河套地區以朔方郡為中心，在沙漠、陰山山脈及黃河的三道天然屏護下，各關口把守嚴密，北方游牧民族就極難突破重重障礙長驅而下進入中原。這一地區發現秦漢時期的遺址和墓葬210余處，其中漢代城址49座、墓葬群51處，表現了中原王朝對邊疆的治理情況。所以，可以以朔方郡為中心，重點對五原郡、西河郡、云中郡等北方重要城市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勘探與發掘研究，通過對這些城市的建置、布局、出土遺物及文化內涵的對比，探討邊疆地區文化交流的具體路徑走向、文明發展的互動關系。

　　開展黃河文化與農業遺產系統研究。黃河內蒙古段全長830公里，流經烏海、巴彥淖爾、鄂爾多斯、包頭、呼和浩特等幾個市。黃河自西向東橫貫巴彥淖爾，流經磴口縣、杭錦后旗、臨河區、五原縣、烏拉特前旗，境內全長333.5公里。兩岸有近萬處不可移動文物遺址，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62 處、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273處、盟市旗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082 處，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水利灌溉文化遺產，至今，三盛公水利樞紐工程仍在造福一方。

　　2023年6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巴彥淖爾的河套灌區水量信息化監測中心考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河套灌區灌溉工程是千年基業，花了很大功夫，也很值得。要繼續完善提升，提高科學分水調度水平。同時要量入為出，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盡可能調動社會力量參與。”

　　開展長城文化遺產研究。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約占全國長城資源總量的1/3，長城各類遺存共計13804處（座/段），長城墻體與壕塹總長7570公里，保存有戰國、秦、漢、北魏、宋、西夏、金、明8個歷史時代修筑的長城。其中巴彥淖爾市的長城邊塞遺址在國內外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南北依次橫亙著四道長城，經過烏拉特前旗、烏拉特中旗、烏拉特后旗以及磴口縣，全長約1007公里。在戰國時期，梁十九年（前351年）亡智鼎鑄于魏惠王時期，銘文曰：“梁十九年，亡智求戟嗇夫庶魔擇吉金，鑄載少半，穆穆魯辟，徂（cu)省朔方，信于茲巽，歷年萬丕承。”鑄鼎紀念魏王巡視北方，足見此事的重要性。《史記·魏世家》載：“（惠王）十九年……筑長城，塞固陽。”魏長城大致在河套南部陜西華陰、澄城、合陽和韓城一帶，而銘文中的“朔方”就與這段長城有關。自戰國時期河套地區就開始筑修長城，這就是《史記·匈奴列傳》記載的“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在烏拉山南麓發現的長城遺跡就是趙武靈王二十七年（前299年）所建的趙長城。秦代修筑的秦長城實際是在原先戰國時期秦長城、趙長城、燕長城三國長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至漢代，元朔三年（前126年）漢武帝命人興筑長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在陰山以北新筑兩條長城，沿線設有障城、烽火臺、瞭望臺等完整的防御軍事設施，陰山與沙漠決定著河套防線整體易守難攻的態勢，長城起著增補防御體系的作用，而黃河既作為天險以作防守之地，又灌溉良田為邊疆防御工事提供補給，穩固后方。因此，在河套地區陰山、黃河、長城于一體，構成了中原王朝北部邊疆地區堅固而又立體的防御體系，以河套地區長城塞防遺址為核心內容，長城文化完整地詮釋了我們國家邊疆治理體系的建構與發展。

　　在今天的河套地區，保存有漢代城市與防御工程遺址及大量的古墓群，它們是當時邊疆開發、管理、發展的重要史跡，也集中體現了當時河套地區的生活生產水平及文明的程度。漢朝通過設置朔方郡等城鎮，加強了對北部邊疆的管理，保障了河套地區安定的社會生產環境。同時作為溝通中原與漠北地區的戰略基地，它的設置，極大地促進了西北地區各族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推動了民族融合與社會政治、經濟的進步，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重要實物見證。馬克思曾經說過：“人類社會所有的物質生產先進和落后進程大致是一致的，但文化永遠是一個民族優越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一個民族心靈的符號和寫照。”文化遺產是社會發展的物化遺留，是人類文化的精髓，具有較強的形象感召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伴隨著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要做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又要做大量“潤物細無聲”的事情。要充分利用巴彥淖爾文化遺產的巨大優勢與資源稟賦，用文物承載的豐富文化內涵，用文物實體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領略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流光溢彩，推動文化旅游事業的高質量發展。　　（陳永志 聞娟）

　　（作者單位為內蒙古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