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云天，黃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又是一季寒風起，又是一年記者節！不記得經歷過多少個記者節了，只記得我從一個對新聞工作懵懵懂懂的門外漢，到退休時的老記者，再到現在報社退休老革命群里的一員，跌跌撞撞幾十年過去了。再回首，才發現流水帶走的不只是往事，還有那么多遠去的身影……

老邸

　　老邸大名邸蘭鳳，山西原平人。我來報社沒幾天就被派去采訪盟委會議，可我連盟委在哪里也不知道。見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老邸就自告奮勇送我去。我用編輯部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輛“二八”自行車帶著老邸出報社向西奔去。走了大概二三百米，老邸突然大聲喊：快停下，快停下，到了。我一緊張連人帶車摔倒在地上，等我爬起來時，老邸已經站在旁邊拍打干凈衣服上的土了。她指著幾米外的大門說，那就是盟委，會議室在三樓最東邊，咱們趕快去吧。在盟委樓前放好自行車，把我送進會議室老邸就回去了。

　　再見老邸已經過了好幾天，我問她那天摔得疼不疼，老邸淡淡地說：當時腰疼得厲害，現在好多了。我不好意思地說，還以為你沒事兒呢，那么快就立錚錚站那兒了。老邸笑了：摔倒的地方離盟委那么近，出出進進的人那么多，我怕讓人看見笑話咱們。回了家腰疼得就不能動了，休息了幾天，今天才上班。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要知道那會兒我和老邸見面不過三五次，說話沒有十多句啊！她竟然在摔得那么重的情況下，忍受著痛苦還裝作若無其事，把我送到三樓會議室！

　　此后，我倆在要聞部一待就是十來年，亦師亦友。老邸對工作一絲不茍的認真勁兒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時候，記者出去采訪全憑耳聽眼看手記，即使參加盟里的重要會議也很少能拿到文字材料。老邸不會騎自行車，在臨河采訪她都是步行，但從沒遲到過。她還一直堅持記錄采訪日期、稿件標題及字數、交稿時間、見報時間、見報稿字數及改動的地方，編輯通訊員來稿也是如此。她說這樣做是為了準確掌握自己的工作情況，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生活中，老邸把精打細算做到了極致。她和先生老邢兩個人的工資供養全家五口人，小日子過得活色生香。在報社家屬院，她家是最早購買電視機、洗衣機等家電的。她家院里有一棵蘋果梨樹，到了秋天，蘋果梨成熟，她把大的用紙包起來放在菜窖里儲存，過年時吃，小一點的冬天凍了吃凍梨，最小的則蒸著吃。我曾經多次吃過老邸那凍得黑黢黢像生鐵一樣硬的凍梨和核桃大小軟糯香甜的蒸梨。

　　老邸給我講過一件事，我現在想起來都控制不住笑：老邸調來報社兩年后的冬天，曾在山西工作時的兩個同事外調，順路來看她。她把同事領回家，擦洗干凈取暖火爐的蓋子，在上面烤了些土豆片，倒了兩碗白開水，就招待了遠道而來的同事。當時，沒等老邸說完，我就捧腹大笑起來，直到笑出了眼淚。老邸也笑了，說那時候年輕，不懂得怎么招待客人。我笑說：也是你勤儉持家的習慣吧。

　　1983年春天我胃病犯了，疼得幾天吃不下飯。老邸白天陪我去醫院，晚上陪我住在宿舍。那天早上，老邸給我端來一茶缸小米菠菜稀飯，我一口氣喝下去，頓時感覺舒服多了。現在想起來小米粥那濃濃的甜香、菠菜葉那綠綠的顏色，還是那么誘人，那么溫馨。

　　老邸退休后，見面的機會少了，但每次遇見我倆都有說不完的話，說老人，說孩子，說過去，說現在，直到依依不舍揮手再見。

　　突然聽說老邸去世了，路遇老邢，我的眼淚奪眶而出：老邸病了不告訴我，去世了怎么也得讓我去送她最后一程啊。老邢說這是老邸的主意，確診胰腺癌后她就決定不住院不治療，去世不通知親友。

　　這就是老邸，巴彥淖爾報社的一個老報人！

曹老師

　　曹老師大名曹漢杰，是分管漢文報的副總編，同事們都尊稱他曹老師。曹老師高高瘦瘦，文字功底深厚，性格溫文儒雅，說話慢聲細語，字寫得遒勁灑脫飄逸。

　　我剛來時報社還是平房，要聞部辦公室旁邊就是曹老師的辦公室。我第一次采訪盟委會議，仿照《人民日報》報道會議的形式寫了一千多字的消息和九百多字的評論。交稿后不大一會兒，曹老師叫我。過去一看，桌子上，我寫的消息被曹老師改得全文只有幾百字了。出師不利，我尷尬極了，局促不安地等著曹老師批評。曹老師圪蹴在椅子上，斟酌了一會兒說：第一次嘛，寫得不錯。像這種一般性會議消息，把內容寫清楚就行了，不需要加評論。按照曹老師的要求重新抄寫好稿子，我心里豁然開朗，也頓覺信心百倍：有曹老師這樣手把手教我，記者這條路我走定了。

　　之后，曹老師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勇于擔當的負責精神，一直激勵著我行走在發現新聞、記錄新聞、傳播新聞這條沒有盡頭的路上。

　　那時候《巴彥淖爾報》還是四開小報，每周出三期。比較重要的內容曹老師都提前審核記者寫的稿件，還要在付印前認真看大樣，確保報紙質量。我經常出去采訪，曹老師就經常叫我過去核對稿件人名、地名、數字和重要內容。每次我過去，曹老師都是圪蹴在椅子上，指著稿件上他勾畫出來的地方，認真地一一詢問。一次，又見曹老師圪蹴在椅子上，我不由好奇地問：曹老師，你怎么不坐在椅子上，而是老圪蹴著？曹老師笑笑：習慣了。后來，老邸告訴我：曹老師人瘦，椅子太硬，坐久了硌得不行，就直接圪蹴在椅子上。時間長了，那把木頭椅子硬生生被他圪蹴出兩個腳掌印。

　　一次，我采訪盟委召開的大型會議，稿件見報后，盟委辦公室的領導給曹老師打電話，批評稿件里盟委領導的講話用得少了，而且放在了四版。曹老師先承擔了所有責任，然后解釋了盟委領導講話放在四版是當天還有重要新聞，所以把盟委會議消息安排在一版頭條轉四版；領導講話提要在會議消息里已經提到，再多發領導講話就重復了。而且，按照慣例，會議消息里領導講話都是放在文章最后，轉版時就順理成章地放在了四版。聽曹老師講得有理有據，對方也就接受了。從那之后，我對曹老師更加敬重了，也更加認真嚴謹地對待每一次采訪報道。

　　那年春天，有天晚上接到曹新月大姐的電話，說曹老師第二天出殯。我半天沒反應過來，沒聽說曹老師病呀！第二天早上，我趕到殯儀館送曹老師最后一程。挽聯飄飄，哀樂聲聲，我似乎看到了溫潤如玉的曹老師，聽到了他循循善誘的教誨……

董老師

　　董老師大名董占剛，包頭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人，畢業于內蒙古大學中文系，是我的同門學長。我來報社時他是漢編政文部主任，曹老師退休后他接任分管漢編部的副總編，之后任報社總編輯直至退休。

　　董老師文化造詣深厚，熟悉報紙業務，無論是對稿件還是版面常有畫龍點睛之舉。1993年冬天，盟委宣傳部領導給了我題目《走出河套天地寬》，讓我寫一篇宣傳巴彥淖爾盟如何面對改革開放的文章。接受任務后，我列出了采寫大綱：一、巴彥淖爾盟為什么要走出去；二、怎么走出去；三、走出去怎么干。文章寫好后，董老師寫了評論員文章《要學會宣傳自己》。報紙出版后立即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盟委宣傳部專門召開研討會，給予《走出河套天地寬》高度評價。但我知道是董老師的評論員文章高屋建瓴，夯實了《走出河套天地寬》的理論基礎，兩篇文章相得益彰才產生了社會轟動效應。

　　那時候漢編部共分五個部門，即要聞、經濟、政文、時事和通聯部。通聯部負責收發稿件、聯系通訊員，其余各部則是采編合一，自己采訪、編輯、劃版、付印。我當時跑外采訪多一些，偶爾劃版時總是不得要領，經常把版面搞得亂七八糟。大樣出來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可到底哪里不對勁兒卻不知道，更不知道如何調整。看看董老師的審樣：幾篇稿件位置一換，幾個標題稍加修改，圖片大小一調整，整個版面變魔術似的煥然一新。經過董老師簡單明了的提示，我頓覺醍醐灌頂，做版面如烹小鮮隨手拈來。董老師這高超的業務水平，報社難有人能出其右！

　　董老師是性情中人，愛喝酒愛抽煙愛交朋友，還做得一手好飯。那年董老師搬新家約我們幾個人去吃干鍋羊肉，一大盤鮮嫩軟爛的羊肉，幾小碟黃瓜花生爛腌菜，我們吃得不亦樂乎，紛紛向董老師討教廚藝。董老師端起酒杯一飲而盡，然后把干鍋羊肉的做法娓娓道來。盡管董老師說得很詳細，但最后我只記住做干鍋羊肉放良姜而不是鮮姜。

　　董老師愛好書法，鋼筆字帥氣，毛筆字瀟灑，一如他為人處世的灑脫飄逸。那時候采訪全憑手記，一著急我的字就成了自己都經常認不得的“狗爬爬”。董老師修改我的稿件時，經常糾正我不規范的字，并告誡我要好好練習寫字。但我生性懶惰，終究沒有練出一筆好字。

　　董老師退休后隨兩個女兒定居蘇州，但每年夏天都會回來避暑小住。那年夏天董老師又回來了，和幾個老同事在家屬樓下玩撲克牌時看見了我，云淡風輕地說：我得了肺癌，正在治療，現在控制得還可以。幾年后，國慶節遇見董老師的夫人郭大姐，才知道董老師在臨河而且病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趕到董老師家，郭大姐叫醒昏睡的董老師，告訴他我來了。董老師艱難地睜開眼睛說“哦，小馬來了”，就又閉上眼睛睡著了。一個月后，記者節前，那個為巴彥淖爾報社貢獻了畢生精力的老報人走了。

　　那幾天臨河下起了雨，淅淅瀝瀝一直不停。

　　李總編

　　李總編大名李廷嵐，烏蘭察布市卓資山人。李總編身材高大魁梧，為人處世穩健儒雅。

　　那時候報社的開水鍋爐還是人工燒，而且只在早上和下午上班時開兩次，供職工們打開水，每次大概半個多小時。我住的單身宿舍沒有自來水，每天水房門一開我除了打開水，還得打洗漱用的涼水。如果錯過打水時間，就得干等下次開門。加上我經常出去采訪，回來時水房總是鐵將軍把門，喝水洗漱都成了問題。一次隨李總編下鄉，我無意中說起了用水困難。李總編說：水房不開你來我家提水吧。我聽了以后就沒再客氣，只要沒水我就去李總編家提。過年放假幾天水房不開門，我就用大鐵桶去李總編家提水，直到我分到了住房。

　　上世紀90年代一個炎熱的夏天，一所學校邀請《內蒙古日報》、內蒙古電視臺、巴彥淖爾盟電視臺和巴彥淖爾報社的記者去采訪。學校專門組織校領導、骨干教師及退休人員和學生代表召開座談會，詳細介紹近年來的發展建設情況，并領我們參觀了學生宿舍、食堂、校園。回來后，我寫的通訊很快見報了。當年冬天的一個上午，李總編讓我帶上去學校采訪的筆記去他辦公室，我感覺莫名其妙但還是去了。原來是我采訪的那所學校的一位老領導過來，拿著一疊那會兒很少見的A4紙打印的材料，向我們反映報道與事實不符。那時年輕氣盛的我拿出采訪筆記逐條反駁了這位老同志的質疑，這位老同志看我這個態度，氣呼呼的，頭也不回地走了。

　　李總編提醒我，要不你給學校打電話問問情況？我撥通了那天主持座談會并慷慨激昂介紹情況的一位領導的電話，跟他核實這位老同志反映的情況。沒想到那位領導說：我們請你們來采訪，可沒有請你們發新聞。這操作徹底顛覆了我的認知！

　　整個通話過程李總編都聽到了，他安慰我：即使文章有問題，也不會讓你個人承擔責任。這句話無疑給我吃了定心丸，我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李總編說：反映問題那位老同志在學校辛勤工作多年，發現問題難以接受也能理解，何況他還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

　　一句話點醒了我，想想他那疊有理有據的材料，有的數據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數。這樣一位把聲譽看得高于一切的老知識分子，咋能容忍別人的不實言論，而我卻自以為是地站在制高點，不留余地地反駁他甚至譴責他，這無疑是往他的傷口上撒鹽！我感到深深的自責，想當面向這位老同志賠禮道歉，但終究沒有成行，乃至于留下終生遺憾。

　　幾十年的記者生涯，有鮮花掌聲，有痛苦遺憾，更有那么多老師知己，那么多教誨陪伴。俗話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現在，那些給予我無私幫助的老師和共事多年的同事有的已經離開了人世，但他們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的心間，他們遠去的身影至今讓我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