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趙春秀是河套土生土長的詩人，研讀她的詩歌創作，也是河套文化研究的途徑之一。人鄰先生的序開首就說“春秀生活的地方，北部是烏拉特草原，中部是陰山山地，南部是河套平原”，認為這樣的地理環境自然會影響到她的詩歌創作。可見知人論詩，是詩歌評論的一般方法。循著這樣的思路，我在動筆之前對春秀的成長歷程作了一次采訪。

據春秀講述，她的母親是從天津支邊來到河套的知青，十五歲初中畢業就落戶五原，當赤腳醫生。我曾有緣見過老太太一面，是位舉止打扮都很干練的人，待人和藹可親。她的父親是河套當地人，農民本色，曾任生產隊的會計。春秀喜讀書，特別神往于具有傳奇色彩和正義氣概的故事情節。一次母親為她借到一本名叫《黑三角》的小人書，里面講到一個壞透了的反面人物，春秀便一邊看書，一邊將那人物的臉用手指沾著口水涂毀，以至母親在歸還人家書時沒法交待，童年的春秀因此受到僅有的一次責罰。

二

家庭生活境況對于一個人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成年人來說可以叫作顛沛流離的經歷，對于兒童少年而言，卻是從一個夢幻世界轉換到另一夢幻世界。到了上學的年齡，春秀隨父母從五原搬遷到巴彥套海農場，母親轉到農場衛生所做衛生員，父親也相應安排了工作，家庭生活境況由過去的生產隊變成“兵團”，日常生產勞動實行軍事化管理。春秀姊妹三人在農場學校讀書，學習成績都很優異。春秀的作文以講故事生動有趣見長，每每被老師當作范文朗讀。這在一定程度上益于幼年時期的成長。春秀的祖父當年走西口來到后套，是十里八村有名的“說書大王”，她在聽故事中長大，早年埋下的種子“如春如秀”般發芽。春秀沒有上過大學，隨父母在家務農幾年后，她成了家族里第一個工人。她以對未來生活的無限憧憬向往和充沛旺盛的精力熱情，行走于人海，蕩槳于潮頭。她從事于家電營銷行業，輾轉于磴口、臨河、東勝、達拉特旗等地，有幸結識自己心愛的人富堯，志同道合結為伉儷，并肩攜手開啟創業之路。而將自己從小就想當一名詩人、作家的夢想悄然藏于心底，十四年未動筆。

三

與春秀在店里見面，正趕上她的詩集樣書剛剛到手，問及書名《被群山包圍》得之緣由，笑說原是一首詩的標題，但那首原本編入集中的小詩在修改中刪改多次，最終只留下題目。這反映出詩人對于作品的精雕細琢與態度嚴謹。這使我想到前些年讀過她的一篇短小說，讀后寫過一文，題目就是《打磨出精品》。春秀在創作中的細心琢磨精益求精是她創作實踐的風格之一，一件作品的寫成無不經過殫精竭慮的思考。此種創作狀態我也有過體驗，但比起春秀傾注的熱情與精力，確有明顯差距。春秀的詩多為短詩，白話而短，且意境獨創，詩情奪人，想必非下一番苦功不可。詩人需要在思想情懷上不斷突破自我，超越以往，才有可能寫出新意。

四

詩如其人，文如其人。了解一個人的人生態度，讀詩是很直接的方法。而要評估一部詩集或文集，研究詩文作者的處世為人，也是作出判斷的一條捷徑。我寫評論的原則是基本不寫當地作者作品，寫趙春秀是為數極少的例外之一，原因不在于我多么喜歡她的詩歌，而主要在于欣賞她的人品。豁達開朗，積極向上，與人為善，是難能可貴的品質。春秀從1991年開始發表作品，2012年才自覺真正步入詩門，加之中途停筆十四年，創作經歷不算悠長，在學校接受正規教學的時間也相對較短，但她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除自帶三分詩人的天資外，主要靠刻苦鉆研自學成才。經過連續多年的積累提升，從2017年開始進入創作旺盛期，先后成為《延河》《橄欖綠》《草原》《山西文學》《山東文學》等重要刊物的約稿詩人，在《詩刊》《星星》《綠風》《海燕》《飛天》等50多家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兩次榮登“內蒙古詩人十二家”名單，應邀參加多場全國性文藝采風創作交流研討活動。也曾花費相當精力參與地方文藝界組織的藝術節和春晚，創作適合朗誦的長詩，諸如《我在巴彥淖爾等你》《鴻雁的故鄉》《幾字彎上的小城》《典籍里的巴彥淖爾》《草原絲路甘其毛都》《四季巴彥淖爾》等系列作品。說起這些經歷，春秀自己往往陷入矛盾之中，上述這類適合朗誦的詩作，雖也往往帶來轟動效應，但并非詩人真正要追求的目標，她自評這一系列詩歌看似順暢完整，抑揚頓挫，但并不符合當代新詩的審美追求，她說這樣的作品寫得過多，容易忽略“詩意的停頓”，過于強調量身定做，先命題而后行文，不大符合詩歌創作的本意。言語之間可以看出，春秀的目標是“純文學”意義上的詩歌創作。

五

白話短詩還有一個特點是巧妙揭示生活的哲理，詩集中這類作品所占比例不小。例如《北風吹》寫臥室玻璃縫里的吹風，“隔三岔五悲傷一次”。那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是封住好還是不封住的好呢？作者選擇了順其自然，任由它“哭號”。因為“有了哭聲，我們才懂得悲憫”。詩歌用這樣的表達啟示我們，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按照常態化的思想方法，有了漏洞補上也就完了。可是詩人卻反其道而“思”之，發現了“無為”的意境。這種以小見大的表現手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厚實的根基，孔子在給《易經》作的理論闡釋中，就談到《易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的方法，即是以具體可感的形象來表現宏大的事物與深刻的道理。這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辯證法在文學藝術上的運用。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說“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而這正是文學作品反映客觀世界的獨特優勢。大與小的辯證統一，有時表現為以小見大，得益于作者的敏銳觀察與發現。有時則相反，例如先產生宏大的思想后找到具象的隱喻。詩集中一首《勝利的五月》就是如此。“從五月開始，我陸續把時間說成小小的，把跨越五湖四海遼闊的腳掌說成小小的”。這種把宏大看成小小的氣度，來自詩人無比堅定的自信，或者是由于積健成雄而具備自信的資本，或者是由于思想上的頓悟忽然看出世間萬物本無小大之分，如莊子一樣“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從而將得失榮辱看輕，放過自己也放過他人，豁達面世。此種說大見小的表現方法也是文學中的辯證法。寫到這里，我們當更加理解春秀不愿多寫前文所述朗誦詩而更不將它納入詩集的詩本位思考。

六

在詩集“北風吹”“鉛筆信”“在遠方”和“下雨了媽媽”四輯作品中，我比較喜歡第三部分，其中第一首詩《小紫花》給人一種頑強不屈的暗示。看上去不起眼的小紫花，在日光充足的夏季，極易被人忽略，但它并未自感卑微于體量的渺小，而在光線移到自己身上時，努力“傾斜出鮮艷”，小紫花“靜靜地看著我離開”，卻“三番五次把我帶入夢中”，以致使我“無端地愛上”，詩人情之所至，終于大聲直呼“碎碎的小紫花，我愛你”。而這種沖動“就因為你的小和不起眼的生長”。又一首《在遠方》，仿佛是詩人的自我獨白，“生命里的一場相遇，在遠方等我，我仍奔忙于人海”。這個相遇的雙方，就是詩人與詩。而這本詩集，恰似二者相遇后的一次友情握手。是的，為了這遠方的目標，詩人在茫茫人海中奔忙，奮斗，打拼，遭遇成功與失敗，贏得朗朗笑聲或暗中悲泣，而這一切都將化作深思熟慮后的詩行，“不知用去多少漢字”。難能可貴的是，詩人在生活打拼以及文學創作的道路上，清淺與渾濁交流而始終“不肯就范”，看似纖弱的春秀有著超越平凡的不屈性格。

春秀出生于河套成長于河套奮斗于河套，正如人鄰先生在評論中所言，“生活于斯的詩人，即使是表現自己的心境，也會顯現出獨有的風貌”。我們從春秀的詩集及其創作道路中，所能讀出來的真言是：過什么樣的生活便受什么樣的教益，受什么樣的教益便有什么樣的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