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藝術批評，是一種對藝術及其關聯現象的分析、判斷及評價的過程和手段。籠統地說，當代所建構的藝術批評可以由面向社會普通公眾闡釋、評價藝術作品及藝術現象，使其獲得藝術理解，和面向藝術界內部專業人士群體，促進藝術審美、提升藝術品質兩種方向和路徑。前者服務于公共文化事物，后者則致力于藝術內部（包括不同門類藝術創作與研究）的提升與發展。當然，二者并非彼此涇渭分明，往往內在聯系十分密切。但在實際社會文化中，二者之間又存在著一些微妙的關系，影響著藝術批評的作用發揮和行業發展。

藝術批評作為文藝生態中重要的一環，歷來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關注。2021年，中宣部等五部門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再次引起文藝界對藝術批評的思考。《意見》明確提出要開展專業權威的文藝評論，將倡導“批評精神”作為有效進行文藝評論工作的途徑與方式來對待。毫無疑問，藝術批評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針對藝術創作和藝術現象等進行針砭，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水準和藝術水準，即所謂“做好‘剜爛蘋果’的工作”。但實際的情況我們都能感受到藝術批評兩極間的悖逆，即看似地位高上的藝術批評卻作用微弱，批評的實際作用往往在難以滿足人們期待的同時，其際遇也被投以各種詰問、懷疑、側目等態度。

現在針對文藝評論比較集中的態度是，認為當代文藝評論雖然“倡導批評精神”但卻缺少批評，尤其是缺少有針對性的、尖銳的、有力量的批評。就筆者的閱讀經驗來看，當下藝術批評的有效性確實沒有很好地發揮，甚至矮化自身，成為低質文藝作品的“擴音器”，而批評對藝術創作的引導和評判價值沒有得到體現。但作為社會文化構成的一個部分，藝術批評不是獨立地存在的，尤其在網絡信息和媒體時代，其在運作機制、傳播方式以及諸多問題上，都會受到種種來自非文藝批評因素的影響，清晰而精準地看待藝術批評，我們更要將其與時代特質與文化環境等因素相互聯系起來。

不少從事藝術評論這項工作的從業者面對這一形態在兩極間的悖逆，常常因現實的遭遇與反饋而感到失位、失落，藝術批評何以能真正有效？成為文化界和藝術界所共同思索的問題。面對當前藝術批評的狀態，站在從業者的角度出發，筆者整體的看法是：一、藝術創作和藝術生態確實離不開藝術批評，尤其對于當下看似熱鬧、實則優良作品稀缺的實情而言；二、藝術批評的確存在問題，沒有切實地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究其根源，表面看是藝術批評的問題，但深層的原因卻不在藝術批評本身。藝術批評的問題首先與評論家相關，但又并非只是評論家單方面的原因，更多的社會文化因素導致評論家們與之共同“參與”，從而出現相應的問題；三、網絡時代的到來一方面為藝術批評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但另一方面也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批評“說真話”的權力和空間。

客觀地說，無論在什么時代，具備批評精神，具有審美意識，并能提出深刻問題的批評家都不乏其人。他們堅守藝術規律，以由心而發的社會責任感與獨具品格的學術灼見向文藝界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看法。可遺憾的是，這些聲音和看法很少能夠引起創作者和相關人員的反思和重視，多數話語都在現實的喧囂和利益的訴求中一吹而過，難以有真正的效應。一些觀點和看法因為具有明確的針對性，進而被特定的群體“群起而攻之”，進而令批評者噤若寒蟬。再者，現代人通信和交流方式的變化與藝術界的“圈子”文化，讓天南地北的各界文藝家與評論家成為“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礙于情面，批評的聲音也逐漸銷聲匿跡。

總之，在網絡媒體時代，人們原以為的話語空間卻恰恰擠壓著藝術批評的表達余地，諸多的因素都在抵消、抵御、抵抗著藝術批評作用的有效發揮。人們往往將這種問題形成的原因歸結為藝術批評者的失責，以對當下創作現狀關注不夠、價值判斷力缺失、審美能力不足、缺乏問題意識等理由，指責藝術批評與批評家的失職。確實，我們的周圍充斥著友情評論、廉價叫好、應景式研討等現象，我們往往也難以看到周圍批評從業者自身的風骨與鋒芒。然則，藝術批評作用難以發揮的因果關系不能簡單地算在批評者的身上，“橘生淮南則為橘”，我們對問題的著眼點更應放在文藝批評本身之外，除了文藝評論者的原因之外，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和交流環境，以及當代社會中個人的精神空間等，才是制約藝術批評作用發揮的重要因素。

近期，批評家阿敏的視頻在網絡上受到特別關注。阿敏對當代多位知名畫家、書法家進行了很有針對性的批評，引起人們的圍觀與議論，針對“阿敏”的再評論也頻頻在相關平臺出現。客觀地說，阿敏的許多見解是具有一定藝術審美引領力和辨別力的，對幾位藝術家的批評，也具有反思當代藝術創作某些問題的意義。然而，阿敏面對的來自所評對象以及相關利益群體的壓力卻不小。阿敏的批評在媒介的選擇、內容的闡釋、言語的表達等方面，顯然更在于其藝術批評在藝術受眾中所產生的反應和效應，是一種作用于藝術傳播和受眾之間關系的鏈接和嫁接，尚沒有建構起理論化、體系化的批評范式，從而決定了這類批評在藝術理論的架構中注定難以被引入史學意義的話語體系中。也就是說，盡管阿敏的批評在受眾當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但一位能夠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藝術家，完全可以報之以“無則加勉”的態度一笑了之，繼續進行自己的創作追求。之所以以相對強烈的態度予以反擊，最有可能的原因即是阿敏的批評影響了他們在藝術界的“聲譽”，觸動了相關的利益，從中也能反映出這些被批評者可能更看重自己在當下藝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力，而非出自對藝術本身追求的心態。

除阿敏之外，以對書法界的“批評”而知名的長安居，也是網絡時代藝術批評的“明星”。長安居以書法圈內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和事件為把手，在網絡平臺寫下了數量相當的評論文章，引來人們傳閱、轉發、打賞。筆者在一開始也曾關注其評論，并在某些看法上贊同他的觀點。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漸漸對其撰寫的批評文章失去了閱讀的興趣。原因很簡單，長安居在文章中所討論的也漸漸不再是書法藝術，而是藝術之外的種種“內幕”“黑箱”等等。在當代藝術的運行機制中有沒有這些現象？恐怕有些確如人們所疑。但將藝術批評主要用于揭幕和解密某些所謂的“潛規則”未免有些自輕。藝術生態在當代是一個復雜而整體的系統，一些現象的產生也許有某種人為的作用，但更多的是環境和機制帶來的影響。無論是對于批評家還是創作者，既然不能“兼濟天下”，也應當做到“獨善其身”，畢竟批評家的主責應當建構起對藝術及其關聯生態的理性思考，并在此基礎上貢獻認識和接受藝術的新方式和新途徑，而不是將心思用在對某個組織或人物的揭底上。藝術批評如若處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我們所倡導的價值引導、精神引領、審美啟迪的作用究竟能發揮到怎樣的程度，則又成為我們所必須思考的新問題了。

以上列舉的事例雖然只是當代藝術批評的某些局部，但筆者以為其是具有普遍性的。這樣的認識既不是看輕藝術批評，更不是懷疑藝術批評在當代的意義和作用，而是想特別說明，藝術批評要真正在社會文化生活實際中發揮作用，并顯示出其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是需要有相應的前提與條件的。而這樣的前提與條件，有賴于社會整體文化環境和體制、機制的不斷改良與改進。